朱亦开始自残，甚至曾试图服药自杀。那时父亲已经过世，家人关心她的身体状况，但并未深究她自残的原因，以为只是青春期的焦虑和抑郁，过了就好了。
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别群体中的个例。根据北京同志中心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《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》，2060份有效问卷显示，将近67.6%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，72.8%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。
转机出现在高中。一线城市国际学校的开放风气让她有了性别平等、勇敢表达的观念，同时压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绪愈发严重。2018年，她宣布“出柜”了，成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跨性别者。年轻而观念开放的老师、友好的同学，以及教学区两个独立的无性别卫生间，大大减少了她作为跨性别者在生活上的阻力。她感到被尊重、理解和支持，医院抑郁测试的结果表明，她的抑郁症由中度转为轻度。
朱亦开始相信，她只是一个得了“雄化症”的女孩子，“相信最终我的雄化症会被治好的”。
注射和禁足
对于孩子的性别表达，朱亦母亲起初不置可否，甚至偶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。但是，情况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了转变。妈妈开始联系僧人给朱亦的房间“调风水”;向亲戚们控诉朱亦有多么“不正常”;今年寒假开始后，妈妈终于要求朱亦去一家当地的私立中医院进行“性别扭转治疗”。
性别扭转治疗，通常指对跨性别者进行强制扭转治疗，以解决跨性别者不符合原生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问题的治疗。
朱亦曾离家出走，但都被妈妈找到“押送”回家，并送到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。每日的“治疗”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。后来，又换成了“脑循环治疗”，即使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、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。
有一天，一位医生走过来，对朱亦吼道“你是男的女的?”“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?啊?”持续的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。
趁大人们不注意，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，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。
从下午到夜幕降临，朱亦在医生的羞辱、威胁和恐吓中度过。当晚，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，安排朱亦和一个“壮汉”同住一个房间。次日，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，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。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，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请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