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吉林省当时是否有禁止聚集的要求？检索新闻可知，吉林省市场监管厅《关于加强对疫情期间以会议、授课等聚集方式开展营销活动监管的紧急通知》发布于1月16日。而季某某邀请林某某来吉林从事销售宣传是在1月9日。如果禁令在后，销售宣传在前，是否也不宜追溯性执法？
此外，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国家卫健委曾多次发出“做好个人防护，不扎堆少聚集”等倡导，但并没有明确禁止聚会，尤其在低风险地区。既然国家卫健委和地方都没有明文禁止聚会，涉案人员是否不应认为“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、控制措施”？
还有一点值得商榷的是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，还必须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故意。而林某某系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，当时并没有任何感染症状，又来自一个低风险地区，理应不知道自己已被他人感染。（后来的流调信息显示，林某某1月5日坐火车时，曾与一对1月11日才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的夫妻在同一节车厢）。即便跨省搞了一些宣传营销活动，是否也很难说林某某和季某某“心怀叵测”，故意置传染病防治法于不顾？
